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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专家问诊_五专家问诊国企改革 农民工就业须提上日程

时间:2012-02-22   来源:信用卡中心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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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11月中央高层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深化国企改革、处置“僵尸企业”、化解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成为人们讨论供给侧改革的舆论中心。

  经济观察报就此采访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以及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经济学家高尚全。

  周放生是1998年国企改革的亲历者,当时是原国家经贸委国有企业脱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告诉经济观察报,只要合理采用“改制分流”的措施,就会避免出现出现当年的下岗失业问题。

  这个观点得到了卢锋等专家的赞同。卢锋认为,现在针对国企员工的社保体制比较健全,有关部门也在积极研究制定一些配套的改革政策措施,在今年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中,预计出现大量下岗失业的可能性很小。

  但在宋晓梧看来,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就业问题可能会凸显出来。曾参与化解过剩产能对就业问题影响等“国家重点课题”讨论的宋晓梧发现,相关部门、专家们在讨论国企员工就业问题时,没有把下一步2.7亿多农民工的去向问题列入到“国家重点课题”之内,他呼吁有关部门应该重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国企改革亟待完善

  从去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再到今年1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专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表明这项改革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上述几位专家告诉经济观察报,从中央释放的各种信息来看,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主要是针对国企而言。

  李锦对1998年推出的国企3年脱困政策有所研究。他表示,当时相关文件中反复强调“实施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到2000年官方发布的公报这样表述“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

  改革前后对照的具体数据是,1997年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李锦说,当时国企改革采取的是“抓大放小”,主要扶持的是大企业,中小企业就彻底放开了,彻底市场化了。

  李锦说,当时全国大概有几十万家国有小企业民营化,走的是产权制度改革和身份置换的路子。通过改革,大多数改制的企业由死变活,能够解除政府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也能够解除企业对员工承担的无限责任。

  而在周放生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去产能、去库存等五大重点任务,以及现在官员、学者们重点讨论的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基本上都是指目前国企存在的主要问题。他表示,现在国企出现的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其实在1997年、1998年的国企就非常严重。

  据周放生所说,现在所说的“僵尸企业”这个词,在当时就存在,只不过没有出现在中央文件中;当时国企3年脱困的一些政策措施与目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也相似。

  安置失业须考虑农民工

  周放生、卢锋、李锦都很关注下一步在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中的国企员工安置问题。他们认为,相关部门在1998年的国企改革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也都提到应该实施“改制分流”的措施,三位专家有一个判断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不会重复出现当年国企职工的下岗失业问题。

  周放生告诉经济观察报,在1998年之后的国企改革中,其实就有一些地方探索出“改制分流”的路子。对于“下岗分流”与“改制分流”的区别,周放生打了个比方,比如一条船要沉了,人太多,必须要减一些人才不会沉船。“下岗分流”的办法是,给下岗员工每人一个救生衣,让员工在海里自己求生;而“改制分流”,则是从大船上把舢板放下去,让员工在舢板上划船,借助舢板而后逃生,改制分流比起下岗分流员工生存的概率明显高很多,对员工更有保障。

  而对于2.7亿多农民工的走向,不少专家的看法是,现在农民工在老家普遍有承包地,另外国家还有多种种粮、种地补贴,如果经济在今明两年仍然持续下行,预计农民工返乡务农数量会增大。这样会导致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回落,但返乡的农民工有种粮种地保障,基本不会出现比较大的失业问题。

  不过,针对国企去产能和农民工就业的问题,卢锋仍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一是需重视保障退出企业的普通员工利益,市场出清与企业退出应优先妥善解决拖欠员工薪酬以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可加快推进农地体制改革赋予农民宅基地流转权,以更好实现房地产去库存与扶持新市民城市化目标,并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创造合理政策条件;三是在目前面临粮食第四次相对过剩形势下,应当因势利导把粮食和农业政策调整作为结构性改革的有机内容。

  与周放生、卢锋等专家对就业的乐观看法不同,宋晓梧担忧下一步农民工会出现大批返乡潮。他表示,现在除了两亿多的农民工,农村还有5000万~6000万的留守老人、儿童,有接近3000万的留守妇女,现在这个庞大人群,至今仍然处在不稳定大规模的流动状态,这对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宋晓梧表示,这几年城乡收入差距略有缩小,主要是得益于这几年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才使得农民工出来打工的收入增加了。现在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占到整个农村收入的40%,如果下一步农民工出现返乡潮,城乡收入差距将会逐步扩大,甚至会影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总目标。宋晓梧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去产能化对农民工的去向需要做一个重点的研究”。

  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也非常关注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他告诉经济观察报,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除了要大幅度降低城市房价,还必须大力改革土地制度、宅基地制度,赋予农民宅基地的商品属性,让农民工通过把农村宅基地住房变现,增加房产性收入,这样才能让农民工有能力在城镇购房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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